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战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死神召唤时往往更为平静。他们很清楚即将发生的过程，也了解可能面临的选择，其中大多数已经对治疗涉及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来自一位目睹无数生死医生的坦率告白，2011年发表于《纽约时报》，曾引起巨大反响。
 

可能会因为无法接受Murray医生的直言不讳而中途掩卷，也可能想到一点不那么愿意面对的过去或未来......一声叹息。

 

01

 

几年前，我敬重的整形外科医生和我的精神导师查理在腹部发现了肿瘤，医生做了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胰腺癌。

 

他的主治医生是全美最优秀的专家，其开创的独特疗程能把重度胰腺癌病人生存5年的几率从5%提高到15%——这可是原来的三倍！当然，与此同时病人必须应对艰难的治疗和堪忧的生活质量。

 

查理断然拒绝继续治疗，第二天就回到家里，停下一切工作，再没踏入过医院一步。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与家人们在一起，也尽可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些。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

他没有使用任何化疗、放疗或手术，医疗保险也没为他花费多少钱。

 

虽然没人经常提起这样的话题，但真的，医生也会同样面临死亡，而且他们选择的方式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往往不会追求更多救治，反而是越少越好。
 

这些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战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死神召唤时更为平静。他们很清楚即将发生的过程，也了解可能面临的选择，其中大多数已经对治疗涉及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但是，他们还是更愿意轻松地离开。

 

02

 

医生当然也不想死，每个人都想活下去。然而对医学的了解也让医生足够明白医学的局限，足够明白人最害怕的东西：痛苦而死，孤独而死。他们会告诉家人，当最后的时刻到来，务必不要再来什么英雄逆袭般的拯救——在生命的最后，他们绝不想被心肺复苏的机器击碎肋骨（是的，正确的心肺复苏必然导致如此）。

 

几乎所有的专业医护者都见过所谓的“无效救助”，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那是医生们竭力用所谓最先进的科技把一个剧痛的病人“命悬一线”的时候——身体被切开，插满管子，连接在各种仪器上再灌入大剂量的药物。
 

在每天费用高达几千美金的ICU（重症监护室）里，这就是常态。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听到同事对我说过差不多的话：“你要保证，如果发现我成了这样一定要记得杀了我。”他们是认真的：有些同行随身佩戴着NO CODE的徽章以告知医护人员不要在自己陷入垂危时尝试心肺复苏抢救，还有人甚至把字样纹在身上。

 

在医生眼里，看着病人饱受折磨是最痛苦的事。我们被训练成不可以轻易在工作中表露自己的感受，但是私下里大家还是会有发泄：“天呐，怎么能忍心对自己的亲人这样？！”
 

我常怀疑这是医生比其他职业人更容易陷入抑郁和酒精依赖的一个原因；而我很清楚知道，这是自己后最后十年职业生涯离开医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03

 

究竟是什么使得医生每天在做这些换成自己也不想要的“救助”呢？这个既简单也不简单的答案里只包含三个词：病患、医生、系统。

 

首先是病患一方。要理解这个角色，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某人已经失去意识，被送进急救室。在这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病患的家属们很快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应接不暇的选择题模式，让人不知所措。这时候医生如果问你：“要尽力抢救吗？”回答都会是：“当然！”然后……噩梦自此开始。

 

其实有时病患家属想说的“尽力”只是“合理地尽力”，但麻烦的是他们很难知道什么是“合理”的界线；在慌乱和悲伤之中，也无法想到怎样询问医生和分析医生的回答。站在病患的立场，医生的“尽力”只能是用尽所手段，不论是否“合理”。

 

在这样场景中，病患家属对医生（医疗手段）不切实际的期待值也是深层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心肺复苏术是个可靠的救命法宝，但实际上结果常常很差。我自己接纳过几百个心肺复苏后的急诊室病人，坦率地说我只见过一个人活着走出医院——这是一个本来就没有心脏问题的人（他的情况准确说是“张力性气胸”）。

 

如果换成是严重晚期病患、老人或是致命疾病的患者，那么心肺复苏的成活率几乎接近于零，而要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却非常巨大。

 

一直以来，缺乏知识和被误导而产生的期待值最终引发了许许多多错误的决定。

04

 

当然病患一方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医护方也同样在推动剧情。但这确实是很棘手的事，即使某个医生对“无效救助”深恶痛绝，却未必找得出合适的方法说通病患和家属。

 

我们再来想象先前的场景：急救室外站着极度悲伤甚至已经开始歇斯底里的家属，他们和医生素不相识——要在这样的情境中建立信任感和信心是件何等微妙而艰难的事！

 

人们很容易对医生带着某种预判：医生这是想省时间？省钱？省事……？尤其是当听到医生居然建议放弃进一步抢救，家属的情绪可想而知。

 

有的医生非常擅长沟通，有的医生更有权威感，但无论哪种他们面临同样的压力。每次面对涉及濒死境地的情况时，我会用这样的方式：

 

尽可能提前商讨，罗列我认为“合理”的方案，尽量用外行人听得懂的“俗话” 解释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

 

经过这样的沟通后，如果患者或家属仍然坚持我认为毫无意义并有害的救助，我会建议他们转投别的医生或医院。

 

05
 

我曾不止一次问自己：有时候是不是该用更强硬的态度？因为我知道即使是转给其他人，结果也难免让人心有余悸……

 

记得有一个我挺喜欢的病人，她来自著名的政治世家，得了很严重的糖尿病，血管阻塞导致双脚疼痛难忍。基于对病情的了解，我尽自己所能的一切疗法来帮助她免受手术之苦。

 

然而他们后来还是寻求了其他医生（我并不认识），接手的医生也许并不像我那么了解病人的整体情况吧，最终决定为她的双腿做血管绕道手术。

然而不幸的是，手术不但没有恢复腿部的血液循环，手术伤口反而根本无法愈合。她的双脚开始腐烂，必须接受双腿截肢。就在这一切发生的两周后，她死在那间赫赫有名的医院里......
 

以上两方面发生的失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更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是这个鼓励过度治疗的庞大系统的受害者。

 

06

 

不能否认有的医生会为了增加收入而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救治，但更多时候，是出于不得已——由于害怕面临无休止的投诉和起诉，医生们不得不按病患的要求做“一切努力”。有时就算是已经做了最充足的准备，还是可能被这个运作系统吞噬。

 

杰克是我曾经的病人，已经78岁，在漫长的治病过程中经历了至少15次手术。他告诉我再也不想被绑在那些维持生命的仪器上。

 

之后的一个周六，杰克出现严重中风，在失去知觉、也没有太太陪伴的情况下被送进了急救室。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让他活下来，在ICU里为他连接上管线和仪器。

我知道这是杰克最担心的噩梦，赶到医院后就和他太太以及医院同事讨论了处理方案，并拿出杰克早先留下的关于拒绝急救的嘱托，然后我亲手关掉了维持机，坐在那里陪着他。

两小时以后，一切结束了。

 

虽然杰克留下了明确的愿望，他仍没能按自己期待的那样安静离去——因为整个系统会进来干预。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个护士甚至举报了我切断杰克的生命维持机的行为，认为有蓄意谋杀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杰克的嘱托黑纸白字非常明确，最后我没有承担什么责任。可是想到要面临警察的盘问和侦察已经足以让每一个医生望而生畏！

 

我当时完全可以让杰克继续待在ICU里苟延残喘，看他活着，看他饱受痛苦——对于我，这样的决定实在容易得多。更不必说这么做我还能多挣一点钱，而医疗保险公司的账单金额最终也会高达50万美金。
 

这些难言之隐都让“过度治疗”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07

 

抛开这一切，回到个人的立场，恐怕没有一个医生会愿意“过度治疗”自己。

 

我们见太多了，到了最后几乎每一个同行都会想个办法控制疼痛，让自己尽量死在家里。“临终医院”也能为更多绝症病人提供更舒适更有尊严的离世，让最后的时光免受过度治疗之苦，再过几天平静的好日子。

当我在广播里听到《纽约时报》著名记者Tom Wicker选择在家中安然辞世的消息，这让我震动不已。这样的故事如今越来越多，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善意。

 

几年前，我的表兄托奇（Torch意为“火炬”，他是在家里接生的，大家用手电火炬照着亮带他来到这世界）被发现肺癌已经转移到脑。我带着他找了好几个专家，在得知生命最多只能维持4个月左右后（还是在必须每周3-5次来医院化疗的情况下），托奇选择放弃治疗，他搬来我家，仅仅吃一些防止脑积水的药片。

 

结果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8个月。他做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就像他没病的时候一样到处找乐子：一起去迪士尼——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或者在家里闲呆着，托奇本来就是个运动方面的呆瓜，但他特喜欢一边吃我做的东西一边看体育台，没有医院的营养餐，天天吃可口食物竟然还让他长胖了点。

 

托奇没有经受特别疼痛的折磨，精神也一直很好——直到有一天，他睡着后没有再醒来，又昏睡了三天后，他走了。
 

这八个月来，他治疗所费的仅仅是那一点点药片钱，大概20美金。

 

Torch并不是医生，但他知道生活的质量比数量更宝贵。难道这不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愿望么？

 

如果真有一个用来衡量死亡的标准，那么“尊严离世”是我的答案，我也会告知我的医生这最后的选择。

 

对于一个职业医生，这样的决定并不难做，大多数的我们都会如此。
 

无需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轻轻走进那属于自己的黑色良宵——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表兄托奇，以及许许多多的医生们选择的那样。

 

来源：“美树嘉文艺志”微信号，作者：美树嘉

原标题：《医生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